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1期）
作者：向玉乔，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摘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评价体系,既应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践和现实需要,也应从中国社会的演进历史和中华文化的深厚传统中汲取思想资源和哲学智慧。传统社会的中华民族坚持多元主义道德文化理念,建构了由儒家、道家、佛家等要素复合而成的多元性道德评价体系。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征、中国特色、中国特质的道德评价体系,它将儒家、道家、佛家等的道德价值观都视为合理的道德价值标准,将它们应用于不同语境,对人们对待工作、业绩等方面的道德态度进行评价,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道德评价的多元格局。多元性道德评价体系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中华民族道德生活的价值航标,在当今中国社会仍然能够对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发挥不容忽视的价值指引作用。中国传统道德评价体系依然是当代中华民族塑造道德人格的强大力量和弘扬道德正能量的重要手段,并且能够为当代中华民族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评价体系提供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儒家道德价值观;道家道德价值观;佛家道德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评价体系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评价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必然要求,既应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践和实际需要思考问题,也应基于传统社会建构道德评价体系的历史经验。传统社会建构了具有中国特征、中国特色、中国特质的多元性道德评价体系。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评价体系成为紧迫需要的时代背景下,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传统道德评价的多元格局和当代价值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道德评价的内涵和民族差异性
道德评价是人类道德生活的重要内容。它是人类借助一定的道德价值标准或准则对其自身的道德生活进行评价的活动,反映一个事物对于人和社会的伦理意义和价值。
道德评价的前提是必须承认道德价值的实在性和客观性。道德价值是人类基于自身的道德需要确立的一种价值形态。在人类所追求的价值体系中,它居于基础地位,但它具有最稳固的特性。人类价值体系包括经济价值、政治价值、道德价值等多种形态。经济价值是指一个事物对于人和社会的经济意义,它具有动态变化性。例如,一块原生木头可能只有微不足道的经济价值,但它一旦被木匠精心加工,它的经济价值可能变得极高。政治价值是指一个事物对于人和社会的政治意义,它也具有动态变化性。“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但人的政治信念和政治身份是可以改变的。因此,政治价值往往是不稳定的。与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不同,道德价值是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价值形态。它依附于人的道德身份。道德身份是人类最稳固的身份。无论一个人置身何处,他都必须讲道德。人的道德信念也可能发生变化,但他的道德身份必须是稳固的。正因为如此,在人类所能拥有的价值形态中,道德价值是最持久、最稳固的。
不同哲学家对“道德价值”有不同的认知和解释。康德认为:“一个行为要具有道德价值,必然是出于责任。”意思是:(1)道德价值主要体现在人的道德行为上;(2)人类行为的道德价值是人类承担道德责任的结果。康德所说的“责任”是指“道德责任”,它被康德视为人类行为的道德价值来源。“一个出自责任的行为,其道德价值并不来自通过此行为而要实现的意图,而是来自行为被规定的准则。”这显然是一种规范伦理学立场,其核心思想是将人类行为的道德价值最终完全归因于普遍有效的道德原则。
不同伦理学理论对道德价值的来源问题提供不同的答案。德性伦理学家则将人类行为的道德价值归因于行为与德性的吻合度,其核心思想是要求外在的德行与内在的德性相一致。德性伦理学家还将道德行为视为人类道德生活的落脚点,同时将人的内在德性视为人的外在道德行为的根源。他们也强调“正确原则”对人类道德行为的引导作用,但他们往往更多地关注德性与德行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道德行为本质上是“合乎德性的行为”,它的道德价值只能由人的内在德性决定。规范伦理学将道德原则视为道德价值的最终来源,其核心思想是强调人类应该以敬重甚至敬畏的态度对待普遍有效的道德原则,因此,它往往以动机论伦理学的形态呈现出来。德性伦理学也通常以动机论伦理学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的核心思想与规范伦理学有着根本性区别。
道德评价的关键是必须确立道德价值标准。一切道德评价都是基于一定的道德价值标准展开的。道德价值标准是道德评价的依据。它不能由某个人确定,也不能由少数人确定,必须由社会约定俗成。能够充当道德评价标准的东西必须具有普遍有效性。它必须能够得到社会的普遍价值认同,并且对所有人都是有效的。
道德价值标准的普遍有效性只是相对于特定社会而言的,因为人类迄今为止所能拥有的道德主要是民族性道德。虽然不同民族所信奉和坚守的道德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和共同性,但是它们更多彰显出民族差异性特征。例如,中国人与美国人所信奉的道德就有显著差异。中国人信奉的道德兼有儒家、道家、佛家等多种伦理思想流派的特征,其主要内容是追求天德、地德和人德合一的道德境界,而美国人信奉的道德主要是实用主义的,其主要内容是推崇实用价值、强调眼前利益的道德感。由于不同民族所信奉的道德并不相同,人类就难以拥有在全球范围内普遍有效的道德价值标准。
道德评价是每一个民族都会做的事情,但它具有民族差异性。不同民族对“道德评价”的认知和定义往往是不同的。不同的民族会依据不同的道德价值标准来进行道德评价,并形成具有民族差异性的道德评价模式。道德评价模式主要是民族性的。这是世界各国在道德评价领域容易产生争议的根源所在。
人类进行道德评价,直接目的是要检验其自身对一定的道德价值标准的遵循情况,间接目的是要将其自身的行为纳入一定的道德价值标准的规约之中。人类总是首先设置一定的道德价值标准,再用它们来进行道德评价。通过反反复复的道德评价,人类的行为自然而然就被纳入了其自身设定的道德价值标准的规约之中。
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具有独特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在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中,中国道德文化传统占据着核心位置。中华民族坚持尊德、崇德、守德,从而形成了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国道德文化传统。
中国社会从古至今一直是一个伦理型社会。在传统社会,道德被人们视为不可须臾缺乏的东西。中国人将道德视为人类安身立命的根本,将道德生活视为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生活方式,形成了高度重视道德评价的优良传统。在当今中国社会,道德仍然居于特别重要的基础性地位。有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文化依然偏向于伦理型文化,而不是法理型文化”。当代中华民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身以道德评价为主导的文化传统。
中华民族将道德评价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社会是一个弥漫着浓烈道德评价氛围的社会。人们工作、劳动、学习的时候,会受到道德评价;人们取得工作业绩、劳动业绩和学习业绩的时候,会受到道德评价;人们面对自己所犯的过错时,也会受到道德评价。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也重视道德评价,但他们对道德评价的重视程度很难与中华民族相提并论。最重要的在于,中华民族所采用的道德评价体系是具有中国特征、中国特色、中国特质的体系。
二、儒道佛交相辉映的道德评价传统
在长期共处的道德生活中,中华民族建构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道德评价传统或传统道德评价体系。
中国从古至今一直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这集中体现在道德文化领域。中国道德文化发端于先秦时代。在先秦时代,战乱不断的社会现实给人们带来了诸多苦难,但同时为伦理思想的自由表达提供了机会。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伦理思想流派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创造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时至汉代,佛家伦理思想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被很多中国民众接受,成为中国道德文化的一个重要脉流,中国道德文化的多元性特征得到进一步增强。在后来的历史变迁中,儒家伦理思想、道家伦理思想和佛家伦理思想脱颖而出,逐渐发展成为对中华民族影响最大的三种道德价值观形态和伦理思想形态。它们为中华民族提供了最有代表性和最有权威性的道德评价标准,对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发挥着强有力的价值指引作用。崇尚多元主义道德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源远流长,但从来没有形成由某种单一的道德价值观主导道德生活的历史格局。
儒家道德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勇于担当。儒家以天德、地德作为人德的来源和根本,并且要求人们以天地为师。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实是天道,思慕诚实是做人的道理。根据儒家伦理思想,人应该像天一样自强不息、像地一样厚德载物,积极投身于现实生活,以自身的优良道德修养承担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责任。换言之,儒家道德价值观要求人们做人如山,自信,自立,自强,能够顶天立地、一身正气、大义凛然、正直可靠。
道家道德价值观以倡导低调、利他和不争为主要内容。老子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家也以天德、地德作为人德的来源和根本,并且要求人们以天地为师。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老子看来,人在宇宙中是渺小的,必须效法天地之道才能很好地生存。不过,道家对天德、地德的认知不同于儒家。它认为天德、地德是不张扬、大公无私、为而不争,因而要求人们做人如水,低调而不张扬,利他而不求回报,不争而知足。
佛家道德价值观也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悟空、无我和普度众生。“悟空”,就是悟透天理、物理和人理,做到“四大皆空”。“无我”,就是要忘记自我,一心向佛。“普度众生”,就是要慈悲为怀、心系天下苍生、愿意为天下苍生奉献自己的一切。佛家伦理思想追求大彻大悟的道德生活境界,反对为物所役、为世俗所累、为凡事所苦的生活方式。在佛家伦理思想中,做人当如菩提树,既扎根于现实土壤之中又超越于现实,既表现出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又表现出消极出世的超然境界。
中华民族在传统社会允许儒家、道家、佛家道德价值观并存,并且将它们都视为道德价值评价应该遵循的标准。这一方面说明中华民族在传统社会所崇尚的道德价值观具有多元主义特征,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传统道德评价体系本质上是多元化、多样化的格局。
儒家、道家和佛家道德价值观确实对传统社会的中华民族都有深刻影响。中华民族对儒家、道家和佛家道德价值观都采取接受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它们的认知和定位是完全相同的。在接受和应用儒家、道家和佛家道德价值观的时候,中华民族往往赋予它们不同的功用和价值定位。
一个人以何种人生态度生活,这不仅事关他自己的福祉,而且事关他人乃至于整个社会的福祉。人生态度因人而异,但归纳起来无非有三种,即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消极避世的人生态度和超然达观的人生态度。第一种人生态度主要为儒家所推崇,第二种人生态度主要为道家所推崇,第三种人生态度主要为佛家所推崇。儒家、道家和佛家是三种截然不同的道德价值观,也是三种有着根本区别的人生哲学观。
哲学对中华民族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人热爱哲学,以拥有哲学智慧为荣,但中国人对哲学的认识、理解和把握具有其他民族难以相提并论的灵活性。这主要是指,中国人不会将哲学家的思想和理论当成教条来对待,而是总是能够从不同哲学家或不同哲学流派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中汲取对自己有用的内容。在中国人眼里,只有有用的哲学思想和理论才是有价值的。中国人从来不会盲目地推崇一种哲学思想和理论,但一旦认定某种哲学思想和理论是真理,就会长期信奉它、坚持它、践行它。
儒家道德价值观之所以能够长期受到中华民族的青睐,主要是因为它有助于培养人的乐观主义人生态度。中华民族总是要求自己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投身于工作、劳动、学习等具有积极价值的社会实践活动,并且将其视为人生价值的重要源泉。“人生百年,不可虚度”,“天地有万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最易过。幸生其间,不可不知有生之乐,亦不可不怀虚生之忧” 。
中国人往往用儒家道德价值观来鞭策自己和他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中国人喜欢用儒家创造的自强不息、君子务本、厚德载物、公而忘私、义无反顾、从善如流、勿以善小而不为等道德话语来勉励自己和他人,会用儒家喜欢讲述的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孟母三迁、岳母刺字、司马光砸缸等经典道德故事来激励自己和他人。这些道德话语和道德故事或者源自中国古代神话,或者源自《周易》《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它们体现儒家道德价值观的精髓,能够为中华民族培养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起到强有力的道德价值引领作用。
儒家道德评价体系的重点是要求人们具有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道德态度。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对于天下之事所持的态度是,既不是一定要做什么,也不是一定不做什么,他真正在乎的是如何合乎义的问题。儒家讲仁崇义,要求人们义薄云天。“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一个人看见贤者,就应该想着如何向他看齐;看见不贤的人,就应该反省自己把事情做得怎么样的问题。儒家要求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尊德、崇德和守德。儒家经典《礼记》更是用“礼”来规范人们的道德态度。它在开篇就说:“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一个人遇事待人的时候应该恭敬、严谨,神态端庄持重,若有所思,说话谨慎、和气、得体,这样才能安定民心。儒家要求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摆出严肃、端正、积极的道德态度。
中华民族在传统社会对儒家道德价值观的严格遵循,实际上是将其当作一种极其重要的道德评价标准来看待。它主要被用于评价人们对待工作、劳动、学习等实践活动的道德态度,要求人们积极投身于现实生活、勇于承担道德责任。在这一点上,中华民族普遍是儒家道德价值观的坚定信奉者、严格坚持者。这是一个严格的儒家道德评价体系,其总体要求是:在工作、劳动和学习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应该做“拼命三郎”式的人,不懒惰、不推卸责任、不得过且过,而是始终保持自强不息、积极进取、勇于担当、义无反顾的态度,否则,他就应该受到道德谴责。
中国人也常常用道家道德价值观来评价人的人生态度。从道家哲学家的初衷来看,道家道德价值观是用于评价人的整体人生态度的,但中国民众在应用它的时候往往将其局限于评价自身对待业绩的态度。人们按照儒家道德价值观“拼命”工作、劳动和学习之后,必然会产生一定的“业绩”。在进行业绩评价的时候,中国民众往往不以儒家道德价值观作为道德评价标准,而是转而采取道家道德价值观,其要旨是要求人们在业绩面前保持谦虚、低调、不张扬的态度。
中华民族历来具有要求人们在业绩面前戒骄戒躁的优良传统。在工作、劳动和学习的时候,一个人应该表现得越积极越好、越敢于担当越好、越有作为越好,而工作、劳动和学习一旦产生业绩,特别是产生了卓越的业绩,他就应该越谦虚越好、越低调越好、越不张扬越好。在中国社会,如果一个人在取得工作、劳动和学习业绩之后骄傲、高调、张扬,他往往会遭到道德谴责。这种道德评价方式主要是受到道家道德价值观影响的结果。
老子说:“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赢若绌。”最美好的东西看上去是有残缺的,但它的作用不会停止;最充盈的东西看上去是空虚的,但它的作用是不会穷尽的;最直的东西看上去是弯曲的,最灵巧的东西看上去是笨拙的,最有雄辩能力的人看上去有点木讷,最大的赢利看上去像亏损。道家认为,在取得大成就、大圆满、大顺利、大雄辩、大赢利的时候,人不应该沾沾自喜、骄傲自满、洋洋得意、不可一世,而是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张不扬。
道家道德评价体系的重点是要求人们具有谦虚、低调、不争的道德态度。老子说:“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和地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是因为它们不是为自己而生,所以能够长久。道家认为,天和地是伟大的,但它们并不以此为傲,这是能够天长地久的根本原因。老子又说:“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圣人将自己置于众人之后,但能够得到大家的推崇而突出自己;将自己置之度外,但能够保全自己;他是无私的,因而能够成就自己。道家反对人们以张扬、争夺的态度生活,主张人们以“无为”求得“有为”。
人做了某事之后,一切便不可改变。对于不可改变的事态,中华民族也会进行道德评价。儒家的道德评价是“既往不咎”。孔子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已经做了的事情,不必再解释;已经完成的事情,不必再规劝;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不必再追究。已经不可改变的事情,多说无益,主要得依靠当事人的自我反思才能体现其意义和价值。在面对已经发生的事态时,儒家往往主张采取包容的道德态度。
佛家对已经发生的事态进行道德评价时也往往主张采取包容的态度。儒家和佛家都深知,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既然已经无法改变,最好的态度就是包容。包容并不意味着纵容。它只是对意欲反对和否定的事情进行容忍。包容从古至今都被视为一种美德。在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意见、看法、思想和理论是尖锐对立的,一方根本不可能说服另外一方接受自己的意见、看法、思想和理论,人们在此情况下只能对彼此之间的分歧采取容忍的态度。容忍自身意欲反对和否定的东西是包容的核心要义。
佛家道德评价体系的重点是要求人们具有悟空、忘我和普度众生的道德态度。“悟空”是对待宇宙万物的道德态度,“忘我”是对待自我的道德态度,“普度众生”是对待天下苍生的道德态度。在佛家伦理思想中,个人是渺小的,也是有智慧的;人能够通过悟空物理、看破红尘、忘我无私和普度众生成就自己的伟大。南怀瑾指出:“功名富贵是过眼云烟,成佛成魔也是过眼云烟。真正成佛解脱者,是连佛也不成。无所谓佛,也无所谓魔,当下成就,一切解脱。”佛家伦理思想强调的是,一个人对人、对物、对佛都应该秉持珍视而又无所谓的道德态度。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信、自立、自强的民族,也是一个谦虚、低调、不张扬的民族,更是一个崇尚包容美德的民族。我们同时信奉儒家、道家、佛家等多种道德价值观,并且将它们都应用于具体的道德评价实践。在中国传统道德评价体系中,很难说哪一个是主流,哪一个是支流,因为它们是适用于不同语境而得到确立的道德评价体系。运用不同的道德价值观对人们在不同道德语境中的所作所为进行道德评价,这不仅使得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评价具有强烈的语境性和多元性特征,而且使得中华民族的道德评价传统具有灵活变通的总体特征。
三、多元性传统道德评价体系的
当代影响与价值指引
现在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多元性道德评价体系能否对当代中华民族产生影响并发挥价值指引作用? 答案是肯定的。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出现了断裂式的发展格局。一方面,受到“改革”和“开放”这两个引擎的强有力驱动,当代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精神状态,不仅与传统社会的中国人有着显著区别,而且与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人有着巨大差异。尤其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后,由于中国经济实力表现出超越超级大国美国的良好态势、“强起来”的光明前景变得日益清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日益加快,中华民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空前高涨。另一方面,当代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精神状态又保持着强烈的传承性和传统性。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号召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中华民族表现出回归传统思维、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念和传统精神的强烈愿望。
当今中国社会状况只不过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状况的缩影。历史地看,人类社会总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不可能是断崖式的或隔断式的模式,而只能是“藕断丝连”式的或“扬弃”式的模式;或者说,每一个社会的发展总是会保持一定的传承性和连续性。在文化领域,人类社会的传承性和连续性表现得最为明显。
毛泽东早在1940年就曾经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反对割断历史和传统是毛泽东的一贯立场。他甚至强调:“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因此,中华民族在传统社会长期坚持的多元性道德评价体系不可能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在当今中国社会彻底消失。
多元性道德评价体系已经在中国传统社会模型化,它不可能被轻易改变。这是当代中华民族应该深刻认识的一个客观事实。它不仅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道德文化传统中,而且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性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塑造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说:“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显然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能否用本民族长期坚持的道德价值标准来进行道德评价事关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性问题,应该受到中华民族的高度重视。
中华民族在传统社会长期坚持的多元性道德评价体系在当今中国社会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应用价值。这至少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当代中华民族仍然在广泛地运用多元性道德评价体系进行道德评价。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兼有儒家伦理智慧和道家伦理智慧的政党。它在对自身进行道德评价时往往会同时借助儒家和道家的道德价值标准。中国共产党在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中对自身的百年奋斗史进行道德评价时就使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性道德评价体系和传统道德评价方式。一方面,它高度肯定自己在百年奋斗过程中建立的丰功伟绩,认为“过去一百年,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另一方面,它同时要求全党必须“始终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决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显而易见,中国共产党是在运用儒家道德评价方式来评价自己对待奋斗的道德态度,同时又运用道家道德评价方式来评价自己对待成绩的道德态度。只有深刻了解中华民族长久坚持的多元性道德评价体系和道德评价方式,我们才能读懂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道德评价的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的自我要求、自我评价也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智慧和中国传统道德评价的综合性特征。2019 年,他在会见意大利众议长菲科时说:“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这种自我要求、自我评价说明总书记身上既有儒家胸怀天下、天下为公、心系人民的高尚道德情怀和勇于承担责任、敢于开拓进取的道德自信,又有佛家倡导的“无我”道德境界和乐于自我奉献的道德精神。与此同时,总书记总是要求自己和全党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态度,并且总是将党和国家的发展成就归因于“人民”。他说:“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在此处,总书记显然是在用道家道德价值观告诫他自己和全党,并且要求他自己和全党同志在看到党和国家发展成就时一定要保持谦虚、低调、不张扬的道德态度,一定要看到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功绩。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道德评价,将它作为新时代党建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指出:“为政之道,修身为本。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其意指,国家治理者的道德修养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因此,中国共产党党建工作的一个重点是必须培养党员干部的道德操守。他进一步强调:“干部要想行得端、走得正,就必须涵养道德操守,明礼诚信,怀德自重,保持严肃的生活作风、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特别是要增强自制力,做到慎独慎微。”显而易见,习近平总书记把道德操守的好坏作为我党衡量、判断和评价党员干部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
第二,多元性道德评价体系在当今中国社会仍然是塑造中华民族道德人格的强大力量。
道德评价是人类道德人格的重要建构者,对人类道德人格的塑造和发展起到不容忽视的塑造作用。人类总是生活在一定的道德评价体系之中。道德评价体系的运行会对人类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之在接受道德评价的过程中塑造和发展自己的道德人格。
当代中华民族的道德人格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其自身在传统社会建构的多元性道德评价体系塑造的。当今中国社会仍然在用儒家、道家、佛家等道德价值观形态对人们进行多角度、多元化、多样态的道德价值评价,这使得我们的道德人格不可避免地具有多重性特征。在工作、劳动、学习的时候,我们往往尽力彰显出自信、自立、自强的道德人格。在接受业绩评价的时候,我们通常尽力展现出谦虚、低调、不张扬的道德人格。在面对犯错的人的时候,我们则常常表现出佛家倡导的道德人格,对他抱以包容的道德态度。
第三,多元性道德评价体系仍然是当代中华民族弘扬道德正能量的重要手段。
道德评价是人类道德生活的风向标,对人类道德生活发挥着极其重要的道德价值导向作用。它告诉人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道德价值、应该反对什么样的道德价值。
当今中国道德正能量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中华传统美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理直气壮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因为它们“是中华文化精髓,也受到国际社会推崇和称赞”。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什么? 它们在哪里? 它们存在于儒家、道家、佛家等倡导的伦理思想、道德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之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历史的,又是超越历史的。它们中的很多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具有永不褪色的价值,应该被中华民族代代相传。
中华传统美德是由儒家、道家、佛家等传统伦理思想流派共同塑造的,更是由中华民族在传统社会的道德生活实践中共同塑造的,因此,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具有复合性、综合性特征。例如,中国人讲“自强不息”的同时会要求人们“戒骄戒躁”,因为自卑不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自负也不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只有“自强不息而又戒骄戒躁”才是中华民族倡导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历来强调自信、自立、自强,反对自傲、自负、自狂,尤其反对得意忘形、不可一世的张狂,主张以自信、自立和自强立身,同时要求人们戒骄戒躁、低调做人。“自强不息而又戒骄戒躁”这一中华传统美德是由儒家道德价值观、道家道德价值观和佛家道德价值观复合而成的,它同时打上了儒家伦理思想、道家伦理思想和佛家伦理思想的烙印。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满足于仅仅从儒家、道家或佛家伦理思想中挑取单一内容的做法,而是应该用复合的、综合的视角来审视、把握和选择它们。
“记忆需要来自集体源泉的养料持续不断地滋养,并且是由社会和道德的支柱来维持的。”当代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仍然受到其自身在传统社会建构的多元性道德评价体系的价值引领。与所有民族的道德生活一样,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不是盲目的。我们会对自身的道德生活进行道德价值导向,并使之沿着我们期望的价值指向展开;或者说,我们的道德生活总是指向特定的道德价值目标。儒家、道家、佛家等传统道德价值观形态都有能力对当代中华民族的道德生活提供有益的价值指引,我们应该将它们都视为自己应该采纳的道德评价标准,自觉接受它们的评价。
第四,中国传统道德评价体系是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德法兼治国家治理方略的重要依据。
中国传统社会高度重视道德评价,并且长期采用多元性道德评价体系,这一方面充分凸显了道德评价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性以及德治方略在我国传统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德治主义问题,即过分强调道德评价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的问题。受到德治主义观念的支配,中国传统社会长期采取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国家治理模式,并且形成了以道德评价为主导的文化传统。
历史是一面能够映照真理的镜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中华民族应该对中国传统道德评价体系的价值进行理性的认识和判断。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多元性传统道德评价体系的历史合理性及其作为我国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评价体系的历史合法性资源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避免重蹈德治主义的覆辙。
当今中国已经超越以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发展阶段,坚持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国家治理方略已经成为时代趋势。习近平同志的治国理政思想就充分体现了德治和法治的统一。他说:“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习近平同志深刻洞察了法律和道德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国家治理方略成为时代大势的背景下,当代中华民族应该借鉴先辈的智慧,继续重视道德评价的作用,同时又为它设置明确的价值边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道德评价被严格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发挥作用,法律制度评价受到空前重视,它至少被提升到了与道德评价同等重要的地位。
第五,多元性道德评价体系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历史事实对当今中国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
中国传统社会长期采用多元性道德价值评价体系进行道德评价,这至少说明由儒家、道家、佛家等传统道德价值观形态共同构成的综合性道德评价体系具有历史合理性。它在中国传统社会发挥了引导中华民族向善、求善和行善的积极作用,也能够给当代中华民族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评价体系提供有益的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激荡、相互交织的时代,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网络空间不断拓展、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时代,是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构的时代。这种时代背景必然要求有新的道德评价体系与之相匹配。紧密对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内在要求,当今中国应该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评价体系。它应该是一个能够集统一性与多元性于一体的庞大体系,它所依据的道德价值标准应该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需要的各种道德价值观形态。具体地说,当今中国既应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公民道德规范等来整合、统一和评价我国社会各界的道德思维、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道德语言、道德行为、道德记忆,也应该给人们运用中华传统美德以及环境道德、网络道德、人工智能道德、国际道德等新的道德价值观、道德规范进行道德评价留下充分的空间。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道德评价的根本目的是要引导人们尊德、崇德和守德。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评价体系是新时代的当务之急,其根本目的是“要持续深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魂聚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为了实施好、完成好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评价体系这一巨大工程,我们应该从中华民族的道德评价传统中汲取思想资源和智慧启迪。中华民族在传统社会长期坚持多元性道德评价体系的伦理智慧启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评价体系应该保持一定程度的多元性和多样性。
